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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5G時代的輿情治理與國家治理挑戰
更新時間:2019-08-28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2019年是5G預商用元年,相關產業議題一直持續不斷,但對5G為國家治理、社會治理、輿情治理帶來的挑戰目前研討成果并不多見。而事實上,5G帶來的“高帶寬、低時延、萬物互聯、永久在線”將重構社會生活場景和社會成員互動聯結方式,社會運行機制和要素資源的配置方式也隨之發生深刻調整,5G在這些領域產生的影響力更為深遠,需要我們未雨綢繆,對未來面臨的各種挑戰作出系統預判并研究應對方略。

5G引發的全景式變革帶來治理新挑戰

就技術本身的市場滲透力與社會影響力而言,我們可以區分為工具性技術和制度性技術。如起重機是一項工具性技術,可以為人們生活提供便利但不足以引發產業要素資源和商業模式的重構,而互聯網就是一項制度性技術,基于互聯網衍生出數量繁多的新興商業模式,由此引發經濟制度、經濟結構乃至社會結構的變革。

5G屬于典型的制度性技術,它不僅把人與人的連接拓展至“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泛在實時交互,地面5G網絡與衛星通信網絡逐步融合發展還將構建起“天地人一體化”的全新信息網絡,重構我們的時空觸達與感知邊界,進而改變未來國際競爭博弈的主戰場和國家戰略安全、國際國內治理的內涵與邊界。此外,5G作為一項引擎型技術,以其高帶寬、低時延優勢為VR、AR、云計算、邊緣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高階應用提供了基礎條件,上述新技術集群的協同創新效應將促進新一輪信息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大數據成為新一輪技術周期和經濟周期的關鍵生產要素,社會數據量呈爆發式增長,數據共享推動商業流程跨越企業邊界形成全新的生態型價值網絡。

我們在為技術革命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欣慰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上述變革引發的治理挑戰。首先,新業態新模式帶來的新崗位與我國現有主流勞動人口的知識技能結構不匹配,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結合將取代大量低端重復性勞動崗位,包括會計、律師、金融等傳統上被視為智力密集型行業的人才需求結構也出現了較大調整,技術性失業問題可能成為新的社會矛盾衍生點;其次,在智能化泛在互聯的基礎上,社會資源運作方式和成果轉化方式將更多地依托互聯網展開,新基礎設施支撐起以平臺為中心的超大規模社會化協作,企業之間的競爭重心正從技術競爭、產品競爭、供應鏈競爭逐步演進為平臺化的生態體系競爭,社會資源越來越向頭部企業、頭部組織和頭部個體集中,盡管社會財富總量依然在持續增加,但由于分配上的馬太效應會引發一些人的“相對被剝奪感”;再次,基于互聯網的平臺經濟崛起,大中型網絡平臺依托流量和數據、資金優勢凝聚了大量中小微創業創新型企業和個人,形成了新型以利益聯結為基礎的社會群落。5G時代流量不再稀缺,以各種形態的直播電商、網紅帶貨為代表,內容產業與電子商務深度融合,其監管和治理難度將遠遠高于相對松散的微博微信輿論場治理;最后,5G解決了過去長期困擾視頻產業發展的帶寬和流量問題,社會主流表達形態朝視頻化方向發展,視頻內容的情感屬性更強,內容傳播和解讀的多意性增加了監管的難度,社會公眾的情緒表達和思潮擴散形式更加多元化和隱蔽化,短視頻的碎片化傳播特質也會極大分散社會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度,如何在多樣中立主導、多元中謀共識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

交叉賦能,推動治理與變革的良性互動

每一場深度的技術革命都會重構社會競爭秩序、分配體系和利益格局,為社會運行帶來一些新的風險因素和矛盾衍生點。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現代信息技術不僅為提升輿情治理和國家治理精度、拓展治理寬度提供了新的支撐條件,也為技術賦能舒緩社會矛盾提供了可能空間。

1.借助現代化治理技術賦能國家與社會治理。5G萬物互聯,數據量爆炸式增長,整個社會泛在互聯成為一個生態化的復雜巨系統,政府、平臺、企業、居民、媒體等都是系統參與者,需要形成以國家治理為核心,行業自律、平臺治理、社會監管、輿論監督多位一體的復合治理體系。未來基于數據共享的感知監測體系不斷完善,很多關系百姓民生的公共政策出臺前均可通過數字化模擬進行效果驗證,從治理過程、治理手段、治理績效評估等方面都可以實現智能化、數字化,推動決策方式從經驗驅動轉向數據驅動、決策過程從事后解決轉向事先預測、決策結果從預報轉向實報、決策信息從靜態公開轉向動態公開。

2.借助現代輿情監測技術優化輿情治理與輿論引導。5G促發的傳播革命將使現有的新聞場、輿論場、心理場、社會場等場域格局發生深刻變遷,公域和私域邊界逐漸模糊,公共議題生發傳導機制、社會意見領袖生成淘汰機制及輿情傳導路徑都呈現出新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四全媒體”的論述從認識論層面為我們應對現代傳播格局變動指明了方向。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媒體從信息采集到發布的各階段都能實現“直播態”,表達方式日趨多樣,公眾的信息接收更加場景化、沉浸化,信息推送更加分眾化、智能化、及時化,利用新興數字技術手段可以讓輿情監測與研判超越簡單的內容分析層面,從社會話語表達、社會關系呈現、社會心理描繪、社會訴求預測等角度對社會輿情進行多維透視,尋求民生關切、社會需求與政府決策的結合點和社會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藉此超越單純的危機應對型輿情治理局限,積極挖掘社會輿論對社會治理的良性推動力量形成生態治理機制。

3.借助平臺賦能彌補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力素質和結構短板。5G引領的經濟社會全方位數字化轉型會極大改變現有的社會就業結構,社會人才需求結構與供給現狀之間會出現很大的鴻溝并有可能引發技術性失業大潮。面對這種潛在的社會風險隱患,需要在國家引導下強化政企合作,充分發揮企業作為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主體的作用,用前沿技術優化互聯網平臺的后端服務支撐體系和前端用戶操作界面,用后端服務支撐體系的“加厚”“加重”“精準化”和前端操作界面的“簡單化”“可視化”“友好化”讓一些低技能人群不需要經過復雜培訓就可以依托平臺進行創業、拉動就業。以近兩年崛起的會員電商平臺每日一淘為例,該平臺把商品的貨源供應、物流倉儲、貨物包裝配送、平臺導流和店鋪頁面維護等復雜繁瑣工作都由平臺后方承擔,沒有技能特長的個人只要成為會員就可以在平臺上開店售賣平臺提供的商品,通過平臺賦能,包括一些全職主婦、殘障人士等傳統就業市場上的弱勢群體也獲得了新的就業機會,而一二線城市人口通過平臺開店拉動周邊人群消費,成為鄉村土特產品對外銷售的推介者,也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副產品產地的品牌、營銷人才短板,對彌合城鄉發展差距起到一定作用。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青年基金/自籌經費項目《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輿情治理創新》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號14YJC8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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